此篇文章取自《五十年代怡保集中营生活杂记》，59-82页
黄乐群口述 · 李秀华记录
前言
我于1929年出生在印尼，孩提时就举家搬来新加坡，由于家境贫寒，只能受教于私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便被迫中途辍学。往后便靠工余时间自修。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才有机会上夜校。当时每天放工后，来不及吃饭便得赶去上课，还经常为了没交功课而担心。所以，每天只有在晚上九时放学后才有时间吃晚餐，虽然生活贫苦又忙碌，而那份求知欲却不减。
五十年代是个动荡的年代，全世界掀起了反殖、反帝的斗争浪潮。而星、马人民也正处于争取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时刻。我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正如所以其他年轻人一样，不能置身度外，因此也参与了工人阶级在这澎湃的斗争浪潮；尤其是，身为工人的我，更加深深体会到生活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无穷苦难。
从无情的现实中和不竭的学习中，我逐步认识了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以及世界的动向。
第一章：我在工会的日子
殖民地经济体系
当时，马来亚还处在殖民地时期，殖民地主义者还在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和榨取廉价的劳动力，也垄断了商业，如洋行、土库之类。而工业匮乏，连最普通的日用品如针、线、布料、家庭电器等也得从英国输入。在那个时代里，人民生活都很困苦。住在乡村的人民多数园丘、矿场当劳工，劳动强度高，但工资却很少。每天工资在二元至三元之间，没有任何福利照顾。加上紧急法令的实施，大部分乡村人民被迫迁入新村里，失去自由，生活环境又十分恶劣。住在市镇的人民只有从事小商、小贩及少数的手工业。一般人民要找一份工作实在不容易；因为当时的乡村人民不断涌入市镇，而许多人又因家境贫穷读了几年小学就出来谋生；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失业的人就更多了。即使幸运找到一份工作，除了工资低微外，也必须承受许多不合理的待遇。比如咖啡店、杂货店员工，木器厂、修理厂学徒，月薪都在六十元至八十元之间，还要做清洁、打扫、厨事等。
归根究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社会制度，也是一个充满着剥削和压迫的年代。
工会的萌芽
后来，虽然有了一些初级工业，如鞋厂、黄梨厂（罐头）等，但从营业规模到利润效益，也必须受制于殖民地经济体系。如罐头黄梨之销售对象事欧美国家，除了售价被压低，还要应付多层次的利益瓜分。因此，当时各大小行业，从殖民地主义者的大企业到本地的中小型业务，为了确保资方盈利，就必须在工人工资方面打主意，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剩余价值）这回事。
此外，资方对工人也普遍采取压迫手段：工作时间一般上都超过十个小时，被任意开除而不作任何赔偿，没有任何福利如医药、病假、保险、有薪假期等福利。在新山的一些鞋厂，在工人宿舍寄宿的女工甚至不被允许在夜间外出。有些工厂美其名“包吃包住”，其实已在工资方面扣除去了，并且食住条件也奇差无比。比如在黄梨厂的伙食，一个工人每天的两茶两餐，只值得四角钱，即每十人一桌，每桌伙食四元，而管理层人员却被分配到丰富的伙食。因此，一般工人，普遍上都又营养不良的现象。
当时流行“件工制” ，表面看来，这种制度有利于工人，因为做多得多。可是因为是包工制，又被多加一层剥削。并且，包工头常常在工人不觉之下少算数量（一般人所说的吃秤头），或者，当工人的生产数量提高时，资方则压低件工单位的工资。
由于长期受到各种不合理的待遇，工友们渐渐发觉到，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
我参加了工会
我是在很多年偶然的情况下加入组织普通工联及成为柔州分会主席。这一切必须回溯到新山新华鞋厂工潮事件上来谈。我于1954年在新山新华鞋厂工作，是属于二手包工下的工人，并搬来新山居住。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参加了一场工潮，当时，我与厂内几位工人代表一起位全体工友争取福利与资方谈判。
新华鞋厂工潮始末
在1955年5月左右，新加坡的新华鞋厂工友们为了争取改善待遇而爆发 了大规模罢工行动，并且获得各地各行业工友们的支援。
就在这个时候，资方由于担心和预防新山新华鞋厂工人也会同样进行工业行动，为了预防事件发生而事先采取了压制工人的措施。
一天傍晚，厂董事严先生召集全厂工友，宣布暂停工厂操作48小时，并要重新登记以录取工人。厂主任说：资方怀疑厂内工人之间“有问题”，所以要求工人必须重新登记。
当时工友们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下，各自议论纷纷，大家讨论应如何应付这突发的场面，以及委派谁作为代表与资方交涉，由于工友人数众多，事情来得伧促，一时之间整个场面显得异常混乱。
由于看到情况不大对劲，我便硬着头皮自动请缨，并配合其他部门的工友代表，组成一代表团，准备与资方交涉。
当时，我们认为资方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要求资方给与合理解释。不过资方并没有给与任何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和解释。于是，工友们坚决不顾资方决定，而展开了纠察行动，并奔跑各地寻求解决方案及调解人。就这样，新山新华鞋厂抗争行动由此开始。
对我来说，我当时内心复杂，因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而我们大家都没有组织工会的经验，也没有律师或政党的协助。我们是在极度混乱、倍感压力和不稳定情况下摸索前进。不过我想，既然已做下承诺，就必须勇敢地挑起担子，不管怎样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并且我对自己说：这一次工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工友们各方奔走以寻求方案
由于资方的蛮横无理及强硬态度，工友们被迫采取坚决的抗争行动。工友们除了在厂内进行纠察，也派人到处奔走以寻找调解人及其他方面的支援。此外，也把这场纠纷向劳工部投诉。
其中，我们曾经接洽过陈峇吉医生，他是由当时拿督翁所领导的国民党（Parti Negara Malaysia）当中的一位领袖，我们要求他给予支持并协调解这场纠纷。不过，他却向我们提出先加入该党作为先决条件。这个条件被工友们拒绝了，因为我们要的是无条件支援和协助。
这次工潮，在全体工友团绝一致及劳工部新山区副主任宋先生的从中斡旋下，资方终究在工潮发生一星期后，向工友们妥协，无条件让工友复工。
全国普通联柔佛州分会的成立
当我们在新华工潮取得胜利，并将宣告一段落后，我们便开始积极筹组工会。我们呼吁了各地各行各业工友们（较具代表性如黄梨业、交通业、树胶产品业等）组织以维护工友利益为宗旨的工会，并一致议决成立《全马工厂及普通工友联合会柔佛州分会》
当时有一位在吉隆坡当马来亚劳工关系协调部的官员（李木生先生）也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同时，V. David（当时是全马普通工联秘书长）也前来新山支持和协助我们。
终于，全马普通工联柔佛州分会在1955年年底成立了。此后，以新山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工人群众有了自己的组织。我们也展开了积极活动，在翌年（56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时，我们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联合公务员工会，火车局公会及种植工会在新山火车站旁大草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庆祝会。
群众领袖从工会中成长
我在新华鞋厂工潮之际参与了工人斗争行列，及后来领导柔佛州普通工联和全国普通工联。当时，也有许多杰出的工会领袖和我们在一起。其中印象最深的有：黄芝春、丘家庆、苏炳春、叶永祥、汤毅、陈凯希及各州分会领袖等。他们那股充满干劲、任劳任怨、不分昼夜埋头苦干的精神是最令人佩服和珍惜的。在那段日子里，大家都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之下作艰苦斗争。日子虽然苦，而大家都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无私地为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因此，在新山地区的工运迅速地取得了扩大和发展，也进一步地鼓舞了其他州的工人群众，也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工人组织。
此外，虽然普通工联只维持了短短几年寿命，它却教育了许多贫苦工友们，也从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程度得生活改善及维护了工人群众得尊严。同时，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工人领袖，为日后在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普通工联只维持了短短的几年寿命，在1958年被政府封禁了，是在不断被指责为受到共产党渗透、颠覆的借口下被吊销注册。非常讽刺的是，普通工联在英殖民地时期由英国统治者当局批准注册，却由独立后的联盟政府吊销注册。这是否意味着：联盟政府比英殖民地统治者更加害怕工人群众拥有力量？联盟政府比英殖民地者更加不要工人群众去争取改善待遇？（编者按：当年英国是由工党执政）在联盟政府统治时期，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被认为是共产党的节日，民间不得举办庆祝会，一些党团也只能在室内静悄悄地举行。更有甚者，即使在自己的党所、会所内，也只限自己地党员或会员参与的纪念会，也属有罪、因为，在日后许多被援用“内部治安法令”扣留地人士中，参与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均被列为罪状之一。
南益黄梨厂罢工事件
1956年，新山南益黄梨厂发生了罢工事件。这场工潮在当时地马来亚是空前大规模的，单单在资方，据说就损失了近两百万元。
这场工潮的起因是资方所引起的，而工友们只是要求改善待遇，我们就经过研究和分析后，以资方可承担得起的合理工资为诉求标准。
工潮的起因
南益厂内大约有四、五百名工友，加上家属和那些与厂方有关连 的工友，例如：在新邦冷金黄梨园和北干那那黄梨园，却拥有两千多名和一千多名种植工友，总数则有四千多名。
当时，工友们所诉求及争取的内容主要是调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制定雇请员工的条例等。因此，工友们通过谈判与资方达成协议。
当天谈判结束后，傍晚资方宴请工友代表，在用餐后离开餐馆前，发生了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一资方代表郑先生对我说：“黄先生，以后我们多多联络和合作，有什么事我们之间是可以谈及合作的。” 我当时理解对方的弦外之音，我回复道：“当然我们可以合作的，重要的是厂内经理和工友代表应多多配合。” 从以上对方的谈话内容不难发现他们无非是想收买工会的领袖，类似的情况，也在往后层出不穷。
资方反悔及报复
工友们原以为资方会遵守他们在合约上的承诺，岂料他们却食言及毁约。
就在1956年底，当时黄梨正值丰收季节，工友们都正在忙着工作。突然间，资方载了二十多位新加坡工友（有人说这些都是新加坡的黑社会份子）进厂来，一下车就霸占了工友们在厂内的工作台。这一举动引起了工友们的惊慌和愤怒。因为，这摆明是资方公然地向工友宣布毁约与挑衅。最令人气恼的是，事先我们完全没有得到通知。
于是，工友们全体起哄并停止操作，就这样引起工潮的爆发了，这场工潮使到许多黄梨堆满在厂内的空地上，而工友们的生活也顿时陷入了困境。工友们对着即将发臭的黄梨感到非常痛心和无奈。
事态越来越严重，工友们立即向工会报告。于是工会通过电话和厂方总经理郑先生交涉，希望大家能针对此事，寻找一个令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问他们提的，表示只要厂方撤回新进的工人，我们的工友将回返工作岗位，以减低双方的损失。但郑经理的答复却令人失望，他傲然地说：“这是公司的决定”，这短短的一句话，已充分显示了厂方无意和我们做进一步的沟通，更别说是和我面对面的谈判了，如此一来，我们只好继续停工，以确保工友们的安全，岂知，经理却通知警方前来干涉，在警方的干涉下，我们迫于无奈地迁出场外。
当时我心里顿时醒悟过来，原来资方早作安排，并不惜任何代价要向我们报复，而不愿意履行先前和我们订下的合约内容。
工厂关闭
后来，资方终于把新加坡工友撤离工厂，不过却坚持不开工，他们明显摆出 “我输得起” 的心态以作为对我们的报复。
当时我曾经找过新山区劳工部主任，但他爱莫能助。之后，我转向新加坡商界名人黄先生请求，希望他协助请李先生出面解决这场纠纷。但我们仍失败。后来，工厂关闭了，工友因而失业，而资方也蒙受巨额损失。
据说，整个事件是由英殖民地主义者及美帝国主义者背后策划以压制工人力量在马来亚的发展和成长。
第二章：被扣留期间
疲劳审问
我是在1957年10月30日，在吉隆玻普通工联总会会所被警方扣留（当时我是普通工联全国主席）。在被扣留前，已有新山友人致电告知一些负责人如：黄芝春、黄振良、陈行水等已在新山被捕，并吩咐我离开。不过，我拒绝离开。主要是问心无愧，我没有犯罪，我在等他们的到来。我也早已做好心理准备，知道这么一天迟早要来临。因此，心里也就很平静及自然。所以，当政治部人员来到时，我叫他们等一下，并吩咐我们一位书记帮我去买些必需品。当我被带到谐街警局时，一位警官说：啊！一切都准备齐了！
当晚政治部人员把我从吉隆坡坐火车押回新山。当时，火车的车厢里只有我和政治部人员。如此看来他们好像正在押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犯人似的。可是，我既不是汪洋大盗、不是国际间谍、也不是革命领袖，我心里觉得好笑，但也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
当我们抵达新山，他们把我带去新山警察总部后，即刻对我展开我毕生难忘的疲惫审问。这轰炸式的疲劳审问不分昼夜连续不停地进行了六天五夜。
当时我身体已非常虚弱，且患有肺病，在审问期间，每隔四小时更换不同人不停地逼供，使我身心严重损伤。我也患有腰痛，在这样地疲劳轰炸下，精神几乎崩溃了。有时候，疼痛得好像要昏死过去。常常吃不下饭，严重脱水、全是麻木。有时似乎感觉到自己仿佛就快要死了。我不明白，自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此外，在审问期间，一直忍受着强烈的风扇吹打，也使我患上关节痛，每次发作的时候，都得咬紧牙关，那种从腰骨直透大腿的痛楚，真要命，几乎要昏过去。
审问过程的心理战
审问过程中，政治部运用了许多心里战术，以引诱政治扣留者提供情况并屈服。他们经常用言词来激我、套我，甚至夸耀我以获取情报。他们还把新加坡的工运领袖林清祥搬出来，说他（清祥）已经提供了我的情况，如果我不信，可以叫他来这里对证。当时我自己知道自己和清祥毫无关系，所以我以非常冷静的态度来应付他们，不管他们采取怎样的软、硬手段逼供或心理战术。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想把我引进他们设下的陷阱，借此来制造摧毁工运和逮捕工运领袖的说词。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合法的，并没有什么秘密，更不是什么地下的活动，与马共是毫无关系的。（实际上，政治部对所有被扣留者都千方百计地诱使他们承认与马共有关，听命于马共行事，或者所进行的活动是符合马共所主张的，以便向国内外交待。为联盟政府这种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辩护。而政治部所设下的陷阱，任何人只要不小心，就会踏下去了。）
结果，他们在无法令我屈服之下，竟想用暴力来恐吓我，在我面前摆出欲动武的姿势。
此外，他们也用俗不可奈的方法扰乱我，找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女劝我应该为家庭着想，找来年轻女子向我提起有关爱人问题。但，不管怎样，都无法动摇我的信念——捍卫工人的权益。
当时，我除了非常冷静和看得很开，原则也抓紧了， 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受误导和影响。这一场审问有如上了一堂高深复杂的大学课程。过程非常激烈，也宛若一世纪般的漫长。
被关在吉隆坡政治部总部
经过六天五夜的疲劳审问，又被带回吉隆坡。他们用私家车押送我到吉隆坡湖滨公园的山顶上，然后以大黑厢卡车把我载到吉隆坡政治部总部。黑车内只容得我站立的空间，又没有窗口，令人感到窒息。一路上我只靠车底下一个如牛奶罐大小的洞口以吸取空气。
抵达政治部总部，他们便把车紧靠该部扣留所的大门，以防我看到周围的地方。不过，我很肯定。这里是黑风洞附件的十八叮。因为我曾在吉隆坡住过一段日子，所以这一带地方是我熟悉的。
从第二天开始，他们便不断地每天八小时审问我、在这里呆了一个月，而审问并没有在新山时的激烈，他们只是重复在新山问过的东西，似乎在考验我是否“话不对题”，或者希望在我身上获取曾经遗漏的东西。
在这里，我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甚至审问我的人也没有名字。这里的保安非常严密，要从居住的小房（8尺 X 6尺）到大门口，必须经过多层深锁的门，以及由不同的人负责开关。
这里空气很不流通，房内非常闷热，要上厕所得叫人开门，也见不到左邻右舍。每天，我只允许到房外天井做五分钟的晒太阳活动。不过，若与新山总部比较，这里的居住、饮食、和审问情况又比较好多了。
怡保集中营
1957年12月，我被送到怡保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面积有如一个华人新村般大，旁边却是英军军营。
这里的屋子是用板做的，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一个床位。营房有各种区别，如“黑营”、“灰营”以区分扣留不同“等级”的扣留者。当时，我和洪建华一起被放进黑营内。我的身份编号是12461.
营内有许多工人和知识份子难友，大家都很友爱，也无时不刻不互相照顾。我是带着满身病痛入营的，更患有肺病。所以，我时常进出医院，由于居住环境差又闷热，我的肺病更加严重。
在营内，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胶工难友们。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许多悲惨遭遇而且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
可恶的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是由政府委任以让难友们有机会提出上诉的独立单位。其实，这不过是政府用来向世人粉饰 “紧急法令” 和 “内安法令” 的工具。我几次的上诉经验，使我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嘴脸，后来，我完全放弃上诉了。
这个委员会是由大法官、议员、医生等组成也称“上诉委员会”。他们通常以有色眼光来看待我们，而他们又是以内政部（政治部）所提供的资料作为判断依据。因此，即使他们本身是公正的，也不可能公正地处理我们地案件，因为，内政部的资料全部是对我们作出莫须有以及捏造的罪状。
犹记得，有位大法官（Justice Smith）曾经指责我非常顽固，还说我枯枝长不出嫩叶。我很生气，我说：“你是个法官，理应公正审判。现我有病在身。要求出营疗养，也向你讲述了许多理由和困境，你却不考虑，反而这样指责我，那么，我来上诉有何用？”
另一次的经验更为荒谬，当在言词的争论中，我提到华人的“血汗钱”这句话时，岂知法官却说：“血汗钱，血是红的，你一定是共产党。”我向他解释，对华人来说，血汗钱是指幸苦赚来的钱，不可以乱花的意思，他却不置可否。我真想不通，他们为何连这样简单的东西也搞不清楚。曾经有一位叫陈X水的，态度非常恶劣的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是因为身体很差而要求食物有所改善。他竟然指着我说：“你们华人，什么都想要。”我反驳说：“你不配当咨询委员。”另外，有个医生也被我指为不配做医生，因为他没有尽到照顾病人的责任。
结果，在多次屡遭无理对待后，我唯有追问他们，是否考虑释放我，不然，我将不再提出上诉。于是，他们派了一位姓张的警官来向我了解情况，他要我接受几项作为释放的条件，其中包括：
- 不准发表任何言论
- 不准回新山
因为我坚持要回新山疗养而不接受他的条件，谈判僵持不下，他老羞成怒地讥讽我：“你很神气，是不是不要出去？你好像很喜欢住在这里”。我反驳：“你要吗？不然，你也搬进来，我天天买两只鸡给你吃”。
接下来，我不再上诉了，直到1963年4月，我才获得释放，回返新山。
释放后的日子
我被释放了以后，仍然不时受到政治部人员的骚扰及问话。他们还是这么不厌其烦地重复问我许多以往审问过的老问题，有时甚至还用恐吓和威胁的手段，不过，我总是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已经把一切都交代了，现在已无话可说”。可是，他们却经常重复地问：“你被扣留了这么久，有没有反悔过？有没有什么不对？”。我答：“这个已经是历史问题了”。其实，我实在不明白，为何他们仍然不死心地在老问题上打转？
我在被扣留前，健康已经差，在扣留期间，根本没有机会疗养，尤其是六天五夜的不停疲劳审问，给我身体带来更大伤害。被释放后，身体几乎瘫痪，全身关节疼痛，无法正常工作。经过断断续续的医疗后，直到八十年代，疼痛才稍为减轻，但无法根治，现在连手臂也开始作疼了。
后语
回首往事，我对自己曾经参与和领导职工运动感到自豪、光荣；我曾经承受的遭遇也无怨无悔！
对于这些陈年往事，原本不愿多谈，不过为了对历史有所交代，我想我应该把它提供出来，作为一份历史片段。工人群众的斗争经历，许多人为民族、民主的斗争经历，以及他们所遭遇的种种迫害，他们走过的路，他们为祖国独立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都应该记在我们的历史中，让历史还我本来面目吧！
注：人物简介
- 黄芝春：1956年至1957年任全马工厂及普通工友联合会 柔佛州分会秘书。1957年被扣留，1962年 获释放。1982年病逝。
- 彭利生：1955年出任全马种植工友职工工会受薪职员。1957年任全马工厂及普通工友联合会柔佛州分会总务。1959年任劳工党柔佛州分部财政及社会主义阵线柔佛州分部财政，1961年任劳工党中央委员、古来地方议会民选议员。1963年任劳工党柔佛州分部秘书及翌年改任副主席。1965年被扣留，71年获释，1975年第二次被扣留，至1981年获释放，曾被单独监禁三个月。目前从商。
- 丘家庆：曾任全马工厂及普通工友联合会柔佛州分会执行秘书。
- 苏炳春：1956年至1958年出任南马黄梨园支会主席及全马工厂及普通工友联合会柔佛州分会委员。1958年至1960年出任黄梨工联会秘书，1960年被扣留至1961年获释放，限居在麻坡县属。目前从商。
- 叶永祥：曾任全马工厂及普通工友联合会森美兰州分会执行秘书。劳工党森美兰州分部秘书。1975年病逝。
- 汤毅：1937年出生。曾任全马工厂及普通工友联合会吡叻分部执行秘书。人民党中央委员及社会主义阵线中央委员。1958年11月11日被扣留，至1964年5月1日获释。目前从事服务业，并积极参与华教工作。
- 陈凯希：曾任全马工厂及普通工友联合会吡叻州分会部执行秘书，劳工党总秘书，社会主义阵线副总秘书。1965年被扣留至1973年获释。目前从商、